“本‘以庄周为模则’的阮籍，却去广武山下悲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还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其中端倪，是不是也只能从其英雄之志不得舒展这个角度去找寻？

所以，阮籍任情任性潇洒，虽是对世俗礼法的逆反，但似乎更有刻意所在吧？”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那阮籍之所以善终，或就在其为人为事至慎且知进退分寸。能自然、能任性、能潇洒之处，他一点儿也不含糊，其中的疏狂不羁，当然是名士风范了。

可他一生‘口不论人过’，文则多隐避，此绝非任情任性之人所能轻易吧？”

一乡绅似有醒悟。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阮籍不愿与内里所恶权贵联姻，但又不敢断然拒绝，只能一味醉下去，还真没为人为事的自然和洒脱呀！”

一乡绅多有恍然。

“所以，当司马昭让九锡决然之际，阮籍装聋作哑已成计穷之时，还是被迫不得不从醉中醒来，一挥而就完成了内里极为屈辱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从而给后世推祟阮籍人品者留下了一道绕不开也抹不掉的深深遗憾。是年人仅五十四岁便一病不起，是不是亦内里悲苦折磨无法释怀、无法解脱的必然呢？”

一乡绅于之，似乎一下也有明白了。

……

～～天下之志，英雄之梦，社会之人还真难有远。因此，凡有些许条件机会者，人当然要显之露之。其中有些人或也因之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了吧？而似不沾边之人，是不是也只能不计什么是非善恶羡之、慕之、附之稍作慰藉，于中不“使竖子成名”，又能叫何类得志……

白日镜鉴，深夜扪心，阮籍反省自己为人为事还那么复杂，那么矛盾，虽是竭力坚守底线，但最后不还是不得不慑服现实、屈就生存吗？

说到底，他自己不也“使竖子成名”的一粒土壤、一滴水露、一丝空气，他又有什么底气、什么资格直面世间那些所谓看不懂、看不惯却不得不看的热闹呢？唯使内苦稍作排解的，也只能为之叹、为之悲、为之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