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族长，左鸿堂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会宏观一点。今天这件事，明显是一场有预谋的陷阱:对手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们往里跳呢。

    所以他及时止损，回去开动员会了——左鸿堂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对手至左家于死地的决心，现在是该丢掉幻想，动员全族，发挥传统优势，和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了。

    而乡下宗族的传统优势是什么呢？在法理层面处于劣势的他们，只能拿起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手段来和恶毒的官府抗争了:武力聚众闹事。

    这种传承了千年的手艺直到后世也没有被丢弃:聚众哄抢过路卡车，聚众拦路设卡收费，聚众封路上访等等等等。

    而对于17世纪的乡民来说，一旦聚众闹事，那么府县衙门是必定要头大的。要知道一个县衙全部力量也不过是二三百号人，就这里面还有大批混子，战斗力堪忧，根本没有武力去乡下压服闹事者。

    至于说调兵为这点事惊动督抚，地方官的乌纱是肯定不保了，“惹起民乱”本身就是一条大罪。

    所以说，只要这帮乡下人不起兵造反，控制好水温，哪怕打死几个税吏之类的坏蛋，事情闹到最后，官府也一定会“倾听民愿”和稀泥的。不是只有后世官员会维稳，十七世纪同样如此。

    当然，这种双刃剑在事后是一定会招致本地官府长期的隐性报复然而左家现在马上都要完蛋了，谁还会在乎今后的事情？

    所以当天晚些时候，认清形势的左家地主们很快统一了思想，开始了紧张的动员工作:譬如告诉佃户们官府要将所有隐田收走，左家历年积欠的税务这次也会被一并收缴，摊下来每个人都逃不掉。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为了动员而编造的谣其实还是蛮准确的:收田和收缴欠税都是征地办计划中的备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