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们递上纸笔后，薛慕略加思索便奋笔疾书：

“国民悯构兵之惨，许清室旧臣自新,竭诚志以临时政府付汪鼎毓,今汪所报民者何如哉？背弃前盟，暴行□□，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汪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呜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汪氏哉！

今汪鼎毓乃变本加厉，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令杨明轩标立宪主义以为护符。慕且问杨明轩，挟何券约，敢保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自无待言。慕再问杨明轩，若诚以希求立宪为职志也，则曷为在共和国体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须行曲以假图君主？盖中国现不能立宪之原由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权之心理，或缘夫民众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愿为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

按汪氏之本心，实欲以宪政之名，行专政之实，以一姓之尊奴视五族，此所以为天下公贼。一夫振臂，而万夫响应。除贼务尽，焉得赦乎？敢有养贼者，天下共诛之。愿与有志之士共勉之。”

也不过一盏茶的时间，薛慕就将文章写好交给黄达，黄达只略一扫，便笑着称赞道：“真可谓檄文如箭，薛小姐这篇文章一旦发出去，鼓吹君主立宪的杨明轩之流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