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秋江的情报准确及时，李文彬的被俘和叛变，对凹凸山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损失，反而使梁必达和刘汉英两都得以借机卖个破绽，将计就计取得了圆满胜利，但是，这个事实却使张普景和窦玉泉、江古碑在精神上陷入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界。

    这几个人从苏区刚来凹凸山的时候，踌躇满志，志在开辟凹凸山地区的革命新局面，消除地方割据影响，使这里的革命性质统一到一个正宗的、规范的局面。那时候他们满腔都是激情，在土生土长的凹凸山地方干部面前，他们有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的优越感，可是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自信很快就受到挫折，还没有挺直胸膛，就稀里糊涂地犯下了一堆错误。

    他们更没有想到，也不敢想象的是，在这些一贯以党内“正宗”的革命群体中，竟然出现了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想当初，李文彬的革命精神、慷慨激昂的姿态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人差。李文彬最初到凹凸山来的时候，组织上本来计划安排他当特委副书记，是李文彬自己要求到艰苦斗争的第一线，接受最直接的考验，才被派到陈埠县去了。从一定程度上讲，李文彬当初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姿态，甚至比张普景和窦玉泉还要激进。既然李文彬这样优秀卓越的同志都可以变节，那么，还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他就比李文彬更坚强？

    几年下来，原先由江淮军区和分局派来的几个人的正宗感和优越感就一落千丈。

    倒是梁必达比较客观，并没有因为李文彬的变节歧视张普景和窦玉泉以及江古碑，没有趾高气扬，反而异乎寻常地谦虚，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张普景有一次私下里跟窦玉泉和江古碑说：“梁必达同志真的成熟了，不仅跟敌人作战成熟了，在调理内部关系上，也十分地成熟了。你们注意了没有？李文彬被俘之后，梁必达和姜家湖调整作战计划是多么胸有成竹啊。”

    窦玉泉和江古碑当然能够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但是没有人接这个茬。不管怎么说，李文彬变节是事实，梁必达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高超艺术也是事实。既然这样，那你还有什么话说？

    张普景又说：“你们一个个的也用不着成天灰溜溜的，李文彬当了叛徒，是他个人的事情，未必就能说明我们这些从苏区来的人都会当叛徒。我就敢说这话，是英雄是狗熊，还是应该在战争中检验，该怎么干我们还应该怎么干。为什么要怕梁必达呢？是因为心虚，心里不虚，该支持的支持，他有毛病，该抵制的照样抵制，我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妥协的。我看你们倒是真有点心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