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邹衍却不曾来。

安风淡笑道：“听闻邹衍之父得知他欲拜风君为夫子，气恼中禁了他的足。”

风允闻声也不由笑出声：“罢了，若是无缘，也不强求。”

如此，在剩下的七日中，风允不断根据黎月所传来的部族消息，添补《列国志·百越》。

同时也作《列国志·大庭》与《列国志·禹越》。

而风允记录大庭来历，所见所闻后，对大庭亡国前的国情分析，并以《共戚策》作为其国策，成《大庭志·策》一卷。

又对越国尊祖，多巫，地理位置等等，集其所知晓的来历，为史；对当时的国情水患为重点，以《大禹赋》外加风允治水的过程为策，形成《禹越志·策》一卷。

如此，风允的《列国策》，也有了两国之记。

“史，后人观之，若是史成而无人观，那著书亦无用。”

风允看着流转着道韵的两卷《列国志》，其上却毫无像是创造语言之法时的异相。

这也是文道的规则。

不践行，不功成。

语言之道为百越九黎族所创，为工具。

在百越王所建的典籍宫创造，其效用立显。

与当初风允在越君宫殿前做《大禹赋》，借用越国气运彰显奇异是一样的，遂出异相。

而其异相随着百越民知晓，认同，传播后，越发强大，但之前的异相也不过影响一城之内。

只是小异相。

而这《列国志》却与当初风允作《共戚策》一般。

策成，即使再如何完美精彩，但不得其用，也不过是废言一份。

“史的部分，只需传承，由一国典藏，一国推广，就可启其异相，成为异宝，甚至是国运异宝。”

“而策的部分，则需要施展其言，在这个国家践行，方才能成。”

风允略有所悟，对一旁的安风道：“不知百越可有信使？”

安风静静地为风允收捡物品，闻声，遂道：“若是风君需要，则有。”

风允诧然一笑。

“好吧，确实需要信使，将我这《大庭志·策》送往大庭旧国，如今的吴国境内，交由我大庭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