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道：大刑之下，抑或言不由衷。烈文奉涤帅令，微服访得，天津民众有重难轻女者，将女婴丢弃于荒野；洋人目睹，遂建育婴堂收留；津人闻悉，皆奉弃婴至堂，而洋人来者不拒不说，竟予以银两奖励；刁民如武兰珍、王三者，瞅睬此机，拐孩敛财也。今春津地瘟疫肆意，育婴堂幼孩，亦有死者；草草掩埋，被犬掘咬，遂曝于旷野。

曾国藩道：刁民误国，不杀不解吾恨。

翌日，国藩升堂问案，再召拐犯与教民，审讯拐卖孩童及挖眼剖心事宜，是否确为洋人指使。

然教民虽身受大刑，却依然言之凿凿，矢口否认；均称习教已久，并无被拐情节。

曾国藩无奈，遂广贴告示，悬赏重金，询之津城内外，以求得力之人证、物证。

然宣示半月，却无一人揭榜指证洋人妄为，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道：启禀曾大人，以此看来，天津孩童骤逝，无关洋人事情，确属瘟疫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