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短命(1 / 5)
作品:《蛊士》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冬,因为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晋国联盟隐隐又压过楚国联盟一头;而为显示这次来之不易的外交胜利,于是晋景公便向各诸侯盟友们发出了邀请,请大家都赶到卫国的虫牢(河南新乡封丘县北)来,举行新的会盟仪式。
当时,接到晋景公通知的晋国盟友们——郑悼公、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杞桓公、以及邾国国君邾子,都按时赶到了虫牢会盟地,与先期到达的盟主晋景公进行会面,并重申了之前的盟誓。
‘虫牢之盟’圆满结束之后,意犹未尽的晋景公想要再次与盟友们进行商议,以确定下一次举行会面和结盟的时间及地点,顺便重申‘虫牢之盟’的盟友友谊。
不凑巧的是,当时宋国国君宋共公因为国内实在是有事(宋国这时候爆发了‘子灵之乱’),不想再在外面耽搁事情,于是便派宋国大司寇向为人为代表,代替自己参拜晋景公,然后委婉地向晋景公表示了宋共公心里的意思——宋国国内刚刚发生了“子灵之乱”,商丘的形势也许会有变化,自己身为国君,必须要马上回国去处理军政事务;所以盟主(晋景公)下一次要召开的诸侯会盟,寡人就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了;但请盟主您放心,宋国还是要参加会盟的,将以宋国正卿为代表,准时出席下一次诸侯盟会。
虽然宋共公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这种‘不识趣、不捧场、不给面子’的行为,身为诸侯盟主的晋景公很是不满;可当时诸侯会盟才刚刚结束,晋景公不好马上就出手去教训宋共公;所以,晋景公思虑再三后,还是勉强忍下了这口气,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就在‘虫牢之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三月,缓过劲来的晋景公就开始对宋国进行秋后算账了——他以‘立场不坚、意欲背盟’为理由,并联合了卫、郑两个盟友,以及伊洛戎族的军队,会合晋军一起出兵去攻打宋国;晋景公就是以此来惩罚宋共公的‘不识相、堕霸主颜面’之过。
但此次出兵伐宋之役,晋国并没有让执政卿士们出征,而只是派出了大夫伯宗和夏阳说两人领兵;另外,还有盟友卫国大夫孙良夫、宁相所率的卫军,以及盟友郑国军队、伊洛戎、陆浑戎、蛮氏的军队,合兵一起入侵宋国。
当联军进入宋国境内后,就驻扎在鍼地,并没有及时攻打宋都商丘;而宋国人对晋国联军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少的惊慌恐惧,国都商丘的防守也不甚严(其实宋人早就知道,这次晋国发兵来攻,是晋景公本人在发泄对宋国君臣的怒气而已,又不是真的要和宋国大打出手)。
晋景公确实只是想以此来警告一下宋国而已,并没有真的和宋国开打、就此断盟决裂的想法,也更没有去袭击其他盟友的举动;因此,这一次的伐宋之役,晋国联军只是以威胁为主、而以攻伐为辅;双方象征性地在宋国境内比划交战了几下,领军的伯宗也就顺势从宋国撤兵了。
但就在撤军回国的途中,领兵伐宋的晋军副将夏阳说不知何故,居然傻乎乎地一定要袭击盟友卫国的国都,以图建立军功(脑袋被驴踢了么)——他在路过卫国境内时,突然对主将伯宗建议说:
“虽然我们攻击楚丘(卫都)不一定能顺利进入城池,但总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回去;这样,即使国君以我们对宋作战没有取胜而怪罪下来,我们也不至于犯死罪。”
身为晋景公的心腹亲信,伯宗自然不是夏阳说这种头脑稀里糊涂、搞不清国君真实用意的傻瓜能相比的;而面对夏阳说的‘与卫国开战’这种昏了头的请求,伯宗更是立即加以否决,并进一步驳斥他说:
“你这样是不行的!卫国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又对晋国信任无比;这次伐宋归来,他们的军队之所以驻扎在郊外、而不是入城严加防守,就是对我们表示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如果你行此不义之举,突然袭击他们的话,那你这就是丢弃了我们晋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用;虽然你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但晋国都因此在盟友中没有信义了,那你做的这些还有什么用?国君今后还能用什么名义去获得诸侯们的拥戴呢?”
于是,伯宗马上取消了夏阳说的统兵权,然后带领晋军加速离开了卫国、返回了国内;事后,得知伯宗制止了夏阳说的作死攻卫行为、为晋国和自己维护了道义、信用之后,晋景公更加对伯宗礼敬有加,视其为晋国的“良臣贤士”,愈发加以重用。
因为有国君的倚重和信任,且对国事的参与也多有功勋,因此晋国的很多卿士大夫们都对伯宗刻意接近、奉承,搞好关系;长此以往之下,即使贤德、明礼如伯宗这样的人,在听多了、见多了别人的奉承话、吹捧事后,不免也沾沾自喜、虚荣自负起来;而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伯宗也逐渐有了一些直言强辩、盛气凌人的态度了。
伯宗的夫人见丈夫倚仗着国君的信任和一些‘微末之功’,逐渐开始有‘飘然、膨胀’态度了,担心他会因此而遭到一些嫉妒他的人的报复陷害,于是便经常地劝告他,还举例说:
“盗贼憎恨屋子的主人,百姓讨厌管理他们的上位者;朝野内外,有喜欢好人的人,更有憎恨妒忌好人的人;你喜欢直言批评别人,必定会得罪那些阴暗好妒的坏人,长此以往,恐怕灾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