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那位老同学又打电话来了，这一次，他语气十分焦急，显得很慌乱。

“老同学，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说如果你打招呼的话一定有用，至少检察院能搞个不起诉或者法院搞个缓刑。”

王成首先对他进行了安慰，然后才说：“我抛开自身因素来讲，就算我给你打了招呼法院给你判缓刑，或者就算检察院给你不起诉，但你仍然要承担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很多后果，就拿缓刑来说，以后你每周还得去报到，每个月还得去做义工，你还不能离开所在的市…那这样多影响你啊！最关键的是我打这个招呼有没有用已经是一个大问号了。案子到了检察院，意味着所有平台都有你的信息，这个时候谁帮你？谁的风险就很大。也请你理解，这种事如果被我的对手知道了，一个电话就能让我我滚蛋了。政法领域的忙是现在绝对不能碰的。”

王成语重心长地说。

“老同学，这样吧，你说多少钱我一定给你，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也要去打点别人。二十万、三十万你说个数。”

王成叹了一口气，他着实有点不高兴了。

“老同学，如果我帮你，肯定是出于情义而不是出于钱。我同你这样讲，之前有个做假冒电子烟老板的律师找到我，他说这个老板带话，只要能给他判缓刑，或者只要能给他取保，他直接给500万、300万现金给我，因为他受不了在看守所里头的那种孤单寂寞。但我并没有帮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案子案情太严重了，而是因为我不想因为这点钱把自己陷于被动之地。”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王成问。

老同学有气无力的回了句“我知道”。

“哪怕是上学、就医等生活上的事，我一定会帮，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帮这种忙是有功德的。但是你这种忙，一帮可能对我自己会产生影响，你不要认为我是个秘书我权力就很大，我身上所有权力都源于我老板，我老板退休后，有人把这件事挖出来？那我就真完蛋了。体制内很多事情讲原则，可以讲也可以不讲，就我帮你打电话这个事，哪怕就是最后的结果仍然是符合法律的，但光这一个电话就足以让我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