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沉寂之后，一位博物院的学者也站了起来，灯光照着他的额头，显得格外的光溜明亮，只见他挺直着身体，斜望着天花板，说到：

“刚才，两位专家的观点，本人深表赞同，呵呵呵…”，笑声之中，不乏傲娇和嘲笑之意。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忆往昔的口吻，深情说到：

“我记得，朱棣在初登大位时，正史中是这么记载的：‘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而明朝崇祯年间的著名学者李焕章，其在为赵士喆的《建文年谱》所作的序言中，是这样描述的：‘壬午之变，让皇果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 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对于上述这些记载，只要我们本着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断出“此玉玺就是秦传玉玺”这一结论的。 姜副馆长刚才认为，‘历代帝王皆认为，只有拥有了秦传玉玺，皇位才被视为正统合法。朱棣当年发动靖难之役，名为仿周公辅政，实为谋逆篡位，皇位来得不正。因此，为了向天下昭示其皇位是正统合法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用秦传玉玺来证明，他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如果朱棣仅仅是为了朱元璋的开国玉玺，或建文帝的宝玺，根本无须如此大费周章，派特使胡滢，五湖四海追寻，又派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对此，本人以为：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实际上理据是极不缜密，主观想象的成分过于浓重。“

学者略微停顿了一下，将额头上一缕长发向后捋了一下，继续说到：

“最近，学术界上流传着一个新的研究成果。有部分专家，通过对明代的《菽园杂记》，《弇山堂别集》，《酌中志》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里，一共出了十六位皇帝，可是每一位皇帝的登基都极为不顺，似乎都陷入了登基魔咒。对此，他们认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明朝没有得到秦传玉玺。哈哈哈…这一观点…是不是与姜副馆长的宏论，有点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啊？！哈哈哈…”

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又哗然了起来。

此时，坐在角落一旁的吴影教授，一边听着演讲，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悄悄地瞟了姜副馆长一眼，却惊奇地发现，此时的姜副馆长，神色非常淡定，早已没有了先前的躁情不安和尴尬之色，更无起身辩驳澄清之意，相反却从公文包中悄悄地掏出了手机，滑开机盖，快速地点击了几下，然后又略有所思地合上了机盖。

等了片刻，吴教授见无人发言，便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微微摇了下头，然后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对着众人说到：

“刚才姜副馆长的一番高论，引起了各位专家如此激烈的争议，这是我事前没有料到的。哈哈哈…非常好，颇有启发，颇有新意，辩驳和理论，很有见地，哈哈哈…作为本次座谈的召集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欣慰“，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转身面向姜副馆长，歉意地说到：

”当然，我有愧疚之处…哈哈哈…就是对我们的姜副馆长，第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受到各位如此…疾风暴雨般的…款待。哈哈哈…姜副馆长，请原谅我在会前没跟您提醒，哈哈哈…您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这个座谈会，可能与您以往所参加的座谈会，方式有所不同。哈哈哈…我们提倡的是，大马金刀，直抒己见，不搞‘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这一套虚礼。哈哈哈…刚才专家们的发言，可能有点直率、言语有点犀利，甚至有点不留情面，还望您海涵见谅。”

姜副馆长欠了欠身，笑着扬了扬手，以示回应。

一段简单的开场白后，吴教授慢慢收起了笑容，脸色也变得冷峻起来。他看了看众人，说到：

“我想…对建文帝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外学术界硕果累累，多有建树，但对姜副馆长刚才所提及的玉玺问题，似乎鲜有专家潜心研究过，我以为，姜副馆长今天的观点，未尝不失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或研究领域 “

他稍作停息了一下，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到：

“记得，上一次座谈会时，我们大家在这里，争论的是建文帝逃出后的藏匿地。当时，有部分专家认为，根据《明史》中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等文献记载和部分野史资料，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的这一历史事件，认为建文帝实际上已逃亡了海外，当时，我并不赞同，其理由在此就不再赘言了。经过这一二年来的研究，我倒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而这新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

众人一听，顿时屏住了气息。

“这一新的看法就是，当年建文帝通过南京皇宫的地下密道，从通济门逃出后，他既未逃亡海外，也未如一些史学家所称逃到广西、湖南等地，而是逃到了苏州西郊的穹窿山，一直藏在山中的一个寺庙内。这是我近一二年来对《明史纪年本末》、明末张有誉的《积翠庵记略》、唐鹤徵的《常州府志•人物志》以及民国初年的《吴县志•寺观》等古籍文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此，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其为苏州穹窿山的壮哉楼，曾写过这样一副楹联，上联为：‘燕飞来竟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误’，下联为：‘龙角葬当致天子，此传惟许法王居’，十分清晰地描绘了建文帝逃至苏州，被主录僧溥洽藏匿于穹窿山的普济寺之全过程。”

话音刚落，台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了起来。

吴教授待议论声渐平，便伸出右手食指，说到： “这是其一。其二，在《明史姚广孝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久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相信各位专家都清楚，在明永乐十六年，作为朱棣的军师姚广孝，道衍和尚，此时已84岁高龄了，身患重病，他竟然不顾生死，千里迢迢亲赴北京，难道就是为了恳请朱棣放了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和尚的吗？！ 另，根据《明史•胡濙传》记载，作为追寻建文帝的特使胡濙，‘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 这一段文字中，特地用了‘驰’、“已‘、‘急’这三个字，太令人遐想联翩了。是什么样的大事，令特使胡濙胆敢擅自回京？要知道当年他老母亲去世，朱棣都不准他回京服丧，并且，还是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朱棣都已睡下，听到他来，竟然急忙起身，漏夜召见，并且聊至天明，而最为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至是疑始释’，这是何意？疑什么？。

在此，我想提醒各位专家注意的是：现有文献可以证实，姚广孝和胡濙，当时皆是从苏州出发去的北京。两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从苏州到北京，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以为，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两人到北京后不久，朱棣就放了主录僧溥恰，同时下令停止对建文帝的追寻。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足以让朱棣能‘疑始释’”的重大原因，那么，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死讯？书函口信？还是建文帝同意放弃江山的承诺？抑或是朱元璋的开国宝玺？我以为，皆不是，而应该…应该是一件足以能令朱棣从此高枕无忧，并能证明其取得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同时又能堵天下悠悠之口的东西，很显然，就只有那秦传玉玺了。

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有足够的史料予以证实，但…但…我以为，建文帝藏匿于穹窿山上的普济寺，朱棣应该是清楚的，军师姚文孝和特使胡濙应该是在其授意下，与建文帝见过面，并且建文帝同意交出秦传玉玺，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释放自己的大师溥恰和尚。也就是说，刚才姜副馆长所提之观点，在时空上、逻辑上与这些史料及历史背景相当契合。事实上，明代的沈德符在其编撰的《万历野获篇》之《秦玺始末》一文中，也曾对此作过隐晦的暗示。

综上，我以为：姜副馆长关于建文帝携秦传玉玺之学术观点，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当然啰，由于目前的证据尚存薄弱，相关论证的观点还有待补正推敲，但仍不失为我们今后探究明史的一个新的思路。”

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时近十点半，小礼堂外，秋风瑟瑟，寒意浓重，姜副馆长站在门前的小径旁，见吴教授从里面走了出来，便欣然地迎了上去。

他将吴教授拉到一旁，掏出手机，打开滑盖，然后轻点了几下，屏幕上顿时闪现出一张图片出来。然后轻声说到：

“吴教授，我这里有个东西，你帮我看看“，说罢，便将手机屏幕摆在他的眼前。

吴教授将鼻梁上的眼镜拿开，眯起双眼，正准备凑近看清。

“请稍等一下，我将这照片放大一点“

借着门前的灯光，吴教授隐约看到照片中是一张灰黄色的笺纸，上面的文字，呈正方形排列，字体十分古灵精怪，犹如蝇头鸟虫，既非甲骨，又非金镏，也非小篆，而是一种他并不熟悉的非常奇特的字体。于是，疑惑地问到：

“这…这东西是从哪里拍来的？“

姜副馆长正欲解释，见有人围了上来，便连忙向来人解释到：

“嘿嘿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嘿嘿嘿…”，说完，将手机在众人面前快速地晃了一下，便收了回去。

吴教授见状，知其并不想让其他人知晓，于是连忙说到：

“姜副馆长，这样…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可能都很累了，你看…我们能不能等到国庆节之后，约个时间，坐下来慢慢聊聊，好不好？“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节后，我们另约时间，见面再谈”，姜副馆长说完，便迅即关上手机，放进了公文包中。

不远处的钟架凉亭旁，一个朦胧的黑影，闪动了一下，便悄无声息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