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即便仅维持着一个名义上的统治，也尽可睁只眼闭只眼，盖子被捂着的时候，那就不存在问题。而“刘蔚事件”，恰恰把盖子掀开，把矛盾暴露出来了。

不管刘蔚有多无能，举措又有多不当，你安东国把朝廷制命的知府给赶跑了，这就是挑衅、对抗，严重点说你有不臣之心也不为过，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同时，这些年安东国那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辽东道与安东交界地区的官民，更是怨言重重。总得来讲，就是安东国那边太霸道，从官方到民间皆是一致，许多辽东士民都在与安东的交流、贸易中吃了亏。

并且，吃了亏还没出说理，毕竟人家能抬出安东国与安东王，交界州县的官民一般情况下连布政使都请不动，更遑论请朝廷评理。在这种问题上，官僚的妥协性一览无遗，毕竟闹大了，首先没好处的就是他们。

早些年的时候，不管是宋雄、慕容德丰抑或是后来的郑起，都是治边抚民的好手，坚守底线，维护辽东官民的利益，对安东那边不守规矩的行为严厉打击，对那些过分的要求更是严词拒绝，因此矛盾还不明显。

但是近些年，尤其是太宗驾崩后的这两年里，安东那边却是越发不知收敛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出了率宾府这么一档子事，朝廷这边的当权者们都清楚，必需得拿出点措施来了。

否则，再让安东肆无忌惮下去，中枢的权威，辽东的民心，都将遭受重创，而反噬的恶果，最终极大可能还是落在他们这些当权者身上。

在这件事上，刘暧与宰相们迅速达成共识，然而具体的措施却有异议。李沆建议遣使安东，对安东国进行申饬，同时就安东与诸边经济往来爆发的问题进行协调，甚至可以采取戒严边市、加强管制的办法给安东施压，总之要对安东国进行约束.

李沆的意见，寇准直接表示反对，并且批评其太软弱，在寇准看来，这样的举措有如隔靴搔痒、扬汤止沸，非但不能约束住安东国，反而会令其小觑，这是一种露怯的作为。

安东国那边岂能讲理的地方，安东若是遵制守法，安东王若是愿意约束治下士民，就不会有如今这么多麻烦事了。

因此，寇准最终给出了一个极其强硬的建议，派遣干吏前往率宾府接任是必需的，并且此次不能像前任刘蔚那般只带着敕命与官凭去，必须得有更强力的支撑。

而寇准嘴里的强力支撑，则主要指两方面，其一是把率宾府那边的轮戍官兵全部撤换，由朝廷另则一千官兵，陪同新知府上任。其二则是，从东海海军派遣一支舰队，以训练为由，护送上任。

然后才是朝廷遣使前往安东，强调法统，宣明态度，而不是什么“商讨”、“协调”.

政事堂的众多宰相中，寇准的资望最低，年纪也最轻，还不足五十岁，并且性情上招人厌恶，作风上惹人非议。但是，在一些事情的认知与问题的判断上，从来都是清楚明确的。

而作为太宗钦点的“末进辅臣”，寇准的立场也格外坚定，在维护中枢权威的问题上，也必然强硬。

最终，寇准的意见得到采纳，实在是这件事的性质摆在那里，宰相们也被事态逼得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由此，也开启了帝国中枢在对封国关系以及处置封国事务的一个新阶段！

而要实现寇准的计划，枢密院是避不开的，调兵遣将的事情，还得由枢密院出发。

有一点必须要提，不管这两年朝堂如何风云变幻，争斗不休，都还没有牵扯到枢密院以及其所代表的军权。

军队的问题从来是敏感的，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势力都克制着，每人敢轻易越雷池。因此，帝国军政事务，依旧以枢密院为核心，由李继隆、杨延昭、郭仪、马怀遇等将帅及其背后藏龙卧虎、盘根错节的军功集团所掌握。

就和掌握政权的辅臣不敢轻易触犯军权一样，军队系统也同样不敢逾越，这同样是体制决定的，那套既有的运转了几十年的规则，至少从意识层面严格地约束着所有人。

军队权力的尽头在于皇帝，而如今大汉帝国的皇帝，还没有学会怎么运用他应该掌握的权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