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西山煤矿全部收为国有，但实际经营权，却是交给私人商行，十年为一个阶段，众人投标，价高者得，就过去的西山煤矿来说，每年收到的煤税极其有限，但中官、宦官的层层贪墨和飞扬跋扈，却给朝廷造成极坏的影响，毁坏了朝廷的声誉。

算起来，朝廷实在是得不偿失。

招标则是不同，朝廷定出一个底价，众人招标，价高者得，这一来，免除了各种的弊端，尤其是避免了向百姓的摊派——过去，不论是金矿铜矿还是煤矿，因为是官营，且技术有限、产量不稳定，每当开采不及预期时，为免自己受罚，矿监和官吏就会将应该的矿税分担到当地百姓其他税种之中，以补足税额，讨皇帝欢心，而丰年时，他们却又把超出的利润私分，周边百姓不会分到任何好处。

矿区百姓没有利，只有害，最终造成民怨沸腾。

各地官员又得弹压，又得顾及民生，一个个焦头烂额，常常获罪下狱，因此对在自己境内开矿之事十分反对。

万历年间，甚至发生过开矿太监到了某地，还没有安顿下来，就被百姓们赶跑了的事情。

后来查出，是官员向百姓通风报信的。

由此就可以知道，矿税是多么大的民怨。

这也是官员和百姓一致反对的原因。

……

但在朱慈烺看来，开矿不但能制造财富，而且能解决就业，万历推行矿税，结果天下鼎沸，并非是矿税本身有错，而是因为神宗皇帝用人不对，方法不对，，尤其不该使用内监，最终惹的天下鼎沸。

内监贪婪，不务实际，肆意压榨，只为讨好，再好的政策到了他们手中，也必然是一塌糊涂。

但是有合适、恰当的办法，配以良好的制度，开矿绝对是一件大益事。

招标承包制，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采用招标制，朝廷不插手经营，商人专职生产，利益和风险，都是他们的，而商人向朝廷交纳的数目也是固定的，清清楚楚记录在册，没有人能上下其手，更没有人能骚扰百姓，真正做到了官商分离。

当然了，虽然是承包，但也并不意味着朝廷就不管了，但是出了重大事故，造成人员损失，朝廷也是要追究承包者的责任的。

而因为交了租金，等于是煤矿得到了朝廷的正式承认和保证，不必再躲躲藏藏，但是投标的价钱合适，商人们也乐于参与。

就西山煤矿的经营来看，招标承包制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朝廷不参与经营，只监督，每年都有固定的收益。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却是涓涓细流，在不惊扰百姓的同时，充实了国库。同时也缓解了民生，增加了就业，稳定了社会——

这并不是朱慈烺的独创，而是前世里大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经验，朱慈烺只是取而用之。

因为，朱慈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不论煤矿金矿铜矿铁矿，都要实行这个制度，照大明律，山地矿产，无主土地，本就是归于朝廷和皇家，而这些矿区，百分百都是在山间，照明律来说，都是属于皇家的，大明朝廷有权力收税收租。

……

内阁诸臣都是明智之臣，有西山煤矿的实例在前，隆武帝又苦口婆心的一一劝说，他们才同意在全国各地推行矿井“投标承包”制，但同时附加了很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先在山东试行，毕竟煤矿和金矿不同，不能以西山煤矿的先例就统一全国。

朱慈烺从善如流，听从了，于是就以山东为试行，山东之后，云南贵州江西等多有金矿铜矿的行省才会执行。

第二，就是不用内监。

朱慈烺也同意了。

不管山东的试行，还是未来各地行省的矿产，所收矿税或者是租金，都入太仓库，也就是户部，而不是陛下的内廷库，等于他将皇家的权益，让给了户部，而执行的人员，也就是主管的人，也不再是内廷的内监，而是朝廷户部或者是各省的官员，等于内廷将人事权也让出去了。

如此，内阁和六部研究之后，方才勉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