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派的想法是依靠国家建立合作社，以小手工业者们的联合，理论上只要不出问题，棉花纺成纱线、纱线变成棉布，肯定会赚到钱的。这其中的钱只要全部由劳动者所得，这就算是理想的社会了。

现在的局面是陈健和党产出钱、基层组织控制着局面，在闽城内的棉纺行业内造成一种已经代替了政权的假象，让一些人误以为这种一条可取的路。

这一切所依靠的，还是所谓的良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良心，只需要稍微提高一下棉花的价格、操控一下棉纱的价格，这些合作社就会陷入和之前承包商存在的时候一样的境地。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些举动还是狠狠地打击了闽城的棉纺行会和承包商。

几天的时间大量的承包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手中有钱也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棉纺行会内部也是摇摇欲坠，既不能操控棉纱的价格，也不能操控布匹的价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陈健放开了对手工业作坊的棉花管控，但是手工业作坊的数量与所有参与合作社的数量比起来并不多，这就难以操控其中的价格。

靠着从原料、基层劳动到最终收购销售的控制形式，这种方式可以暂时存在并且可能会让这些合作社受益。

看起来陈健纯属出力讨名声，因为这些钱用在别的地方应该赚的更多。

然而并非如此。

到二月份的时候，正是统计有票权资格选民的时候，负责统计的人忽然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闽城以及周边的农村，忽然间比去年多出了一半的有票权资格的选民。

从周边农村到城市，墨党用这种组织合作社、以自身名声和财力做担保的形式，利用法律的漏洞将合作社的法律人，诡变为有票权的自然人。

单独的手工业者因为财力和家产的原因没资格有票权，可是联合在一起后变成一个，其家产和财产数量却恰好拥有票权。

大量的没有票权的墨党成员，则拿着党产的股票、陈健的一些作坊的分红股票做了登记，成为了有票权的人。

大量在兰花风潮中陈健趁机购买的地产，转移到了一些墨党成员的身上。

愣生生在统计之前，造出了大量的票权资格。

没有出台关于这样不合理的法律。再者没有党派组织的话，正常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也没有这样的组织力。

这么卑鄙的事真的是没人干过，也没人想过，可墨党这群人就是这么无耻地用漏洞干了。

这一回，闽城真的出大事了。

不用脑袋想也会知道，忽然多出的这些拥有票权的人，会把票投给谁。

算上偶然事件的矿工请愿与北方棉产区的轧花工反抗对比，这已经是闽城带来的第五个可以惊动全国的大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