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俄国和英国打交道的阶段，谭延闿意识到这个时代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手中的实力和心中的决心才是真的，实力要人看得到，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同样也要让对手感受的到，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意图，只要手中的实力够强，对方也唯有让步——毕竟现在的欧洲很热闹，谭延闿相信往后的欧洲会更热闹。

如果说谭延闿对新政权不满意的地方的话，并不是他手中的军事力量不足，也不是政府运作问题，而是他手中没有一个高效运作的外交部。尽管他在起义后亲自坐镇外交部来主持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但是一个优秀的大脑配在了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身上，这个大脑就算再优秀，没有躯体和四肢的配合，这个人能够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的——在英国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和大臣张伯伦分道扬镳各自向各自认为正确的方向做出外交努力的时候，谭延闿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欧洲的外交风云一日三变，而不能有任何举措。

索尔兹伯里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虽然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俩人无论走哪条道路，若是成功得手的话，那中国都将会成为其外交政策的牺牲品，甚至会让暂时安定下来的外交局面又变得更加复杂——原本被谭延闿踢出局外的国家会重新返回这个餐桌。谭延闿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就是要破坏各国列强试图在中国的联合行动，至少他得到了美国和德国的支持，这也算是他的一项资本。

在与英俄之间的外交危机解决后，谭延闿得到了更充足的练兵时间和布置全国政局的时间，萧轩在广东登陆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占据了整个广东省的精华——广州城，以他手中的兵力而言，他进攻也许有些不足，但是要说防守周边数省的军队就算齐集广州城也未必能够拿的下来。王之春将一个完整的广州城交给了萧轩，不过萧轩按照谭延闿的电报将目前所能控制区域的政务都交给了由王之春领导的临时政府——推翻满清朝廷未必这个王朝所有的官员都不用，思想比较开明，作风比较廉洁的官员，这样的官员还是非常受谭延闿的欢迎的。

至少直隶三省内部的官吏体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这些北洋体系内的官员长时间接受各种考察，能力自然有高下，但是至少在廉政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谭延闿不会去做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那样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来管理地方，这些维新派的任用问题只是暂时搁置，就算要启用他们，他们也必须在基层一步步的来，根据能力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速度。

危机虽然过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谭延闿的布局基本实现，起义的时机虽然没有选择的非常好，只是谭延闿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压抑住心中的怨愤，同时也是对日作战成果的最大化考虑。不过一切都还算正常，国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北洋就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刃，轻而易举的破开了所有纠缠的死结，埋葬了一个旧的王朝，建立起一个现在并不是很理想的新中国。

除了在长辛店、威海卫、胶州湾和小站正在训练的四镇北洋正规军之外，谭延闿将自己的亲军营彻底打散，在北京又训练了一镇新军——京畿卫戍师。谭延闿做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非是崇尚武力的人，但生活在这个武力至上的时代，无论从国家还是他个人的角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训练更多的精锐部队是绝对有必要的。

京畿卫戍师就是谭延闿心目中的“模范师”，他为此重操旧业亲自来负责这个全国最精锐的作战师从兵源选拔到训练的全部过程——谭延闿是想让他的“亲卫营”扩大成“亲卫师”，让自己的身边有一支全天候可以随意调动的军队。可以想象在中国政治的心脏有这么一支完全忠于谭延闿的军队，这对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而言将会意味着什么，至少谭延闿知道乱世用重典，只有他的存在才会让北洋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拳头。

正如躁动之后的茫然一般，谭延闿发动的是一场没有思想的革命，甚至不是革命，他只是轻轻的将清王朝推翻开启了另外一个时代而已，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没有经历欧洲那样大革命前夕的启蒙思想运动，也就没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谭延闿的武力和造反策略弥补了他在推翻清王朝时的民众基础的缺乏，同样也将革命的热情压制了起来，在老百姓看来这个江山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即便是刚刚形成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此也没有对中国的变化有多少察觉，更多的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