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所谓“吃空饷”，百姓不想当兵，所以宁愿送二百文钱，托将官糊弄着，虽名义上从军，但仍在家种地。而将官也乐得自在，虽没有兵，可只要登记上名册，朝廷的军饷还是照发，这笔钱不就归了他们了吗？

难怪军费怎么都不够用！朱厚照得闻真相，当真气得七窍生烟，险些一头栽倒下去。他在暴跳如雷之后，就要把这些贪赃枉法之辈全部拖出去斩了，却被张永死命拦住。张永道：“爷，小虎易捕，大虎却难对付。可小虎背后，一定有大虎呐。”

朱厚照怒火中烧，和一群小太监斗了几个时辰，方将这口气生生咽了下去。下次大朝会时，他就将排查过后的名册丢在奉天殿的大殿中央，咬牙切齿道：“往日的事，朕不再追究了，但是如今，京营作为大军的精锐，兵额却严重不足，尔等得拿出个章程来！”

对此，满朝文武倒是不意外，法不责众，这事儿大家都做过，皇上总不能把人全都杀了。至于想法子，扩充军队，众人在面面相觑之后，有说严厉惩罚逃军的，有说严厉申斥底层将官的，甚至还有人说扩大军户的。

刘健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出列躬身道：“启禀圣上，恕老臣斗胆直言，军费日增、军额不足，归根结底，乃是屯政败坏。将士们难以糊口，自然只能逃窜，屯田提供的粮食不足，自然只能由朝廷补齐。如不整治军屯，即便再严刑峻法百倍，扩千万军户，只怕也无济于事。老臣恳请万岁，核查屯田，严惩占地！”

明朝自开国起便采取的是屯田养兵，即给卫所官兵划去一定的屯田，让将士们且耕且战，所种的粮食不必缴纳赋税，全部充当军粮。洪武爷依靠这样的制度，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永乐一朝也大体上延续了“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是地主侵占土地就和资本家榨取利润一样，是刻在骨子里的本性。到了宣德一朝，军屯大规模被占的现象就初现端倪。宣德五年时，天津右卫指挥吕升就将一千多亩军屯田作为礼物献给了当时的武定侯郭炫。宣宗朱瞻基是公认的一代英主，在他在位时，底下人的人都敢如此妄为，更别说在他不成器的子孙登基时了。

所以，明朝出现了怪现象，不论是军屯还是官田，自洪武一朝后，居然呈现逐渐减少的态势。到了正德爷朱厚照即位时，原本就不合理的制度所裹挟的弊病已经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至于国家机器已经无法负荷，发出沉重的抗议。

满朝文武都不是傻子，都明白这背后原因为何。可有良心的位卑言轻，不敢开口。而身居高位的大多又是既得利益者，谁会犯傻自断财路。而位高权重又一心为公的人也不是没有，譬如如今的大九卿，但是他们说了也没用啊。皇帝死活不听，他们成日念叨这些不是给自己掘墓吗？而这次，如不是朱厚照一贯以来的作风真正显露出决心来，刘健就是有金刚钻也不敢揽这瓷器活。

这话一出，又是一次石破天惊。核查屯田，说来轻松，可不知要卷进来多少皇亲国戚、高官显爵乃至地方豪强。可朱厚照此时已然不能退缩了，他当即授权刘健，让他从京城查起，自愿归还者既往不咎，倚仗权势耀武扬威者严惩不贷。

刘健虽然是硬骨头，但也不是愣头青。他一下就明白了朱厚照的意思，先把京军的屯田清出来，等到京军壮大，朝廷有了依仗，再去清查全国不迟。他拿着七彩绫所制的最高规格的圣旨，一个个地上门劝说，先礼后兵。不乏有人送重金贿赂，刘健是一概不收。经过一番生拉硬扯之后，以刘健及其下属瘦得皮包骨为代价，京军的屯田虽不及洪武、永乐时期，但也相比先帝在时，竟然多了一大半。

朱厚照也很损，他亲命在屯田中央造上石碑，御笔亲题田地的亩数、归属。“看看哪个不怕死的还敢来占！”正德爷如是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