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二月，李景到上海祭祀徐光启，在缅怀了徐光启一生的功绩之后，李景大肆褒奖了徐光启的儿子一番，说他们在徐光启生前尽心尽责，死后又整理徐光启的一些手稿，令徐光启一生所学不至流佚，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子。

随后李景将他从朱由检处讨来的敕令交给徐骥，并当众宣布徐骥的长子为荣国公世子，又让徐骥选一名兄弟入朝为官，然后又让徐骥从徐家挑选一名后生晚进送入国子监就学。

李景此举，令随行官员一时不明所以，实在想不到李景为何在祭祀徐光启之时，要如此褒奖徐光启的后人。要知道，就算袁可立的后人李景都没给这么大的恩典。

就在大家暗暗猜测李景的用意之时，大明民生报突然刊发了一篇文章：《论孝道》。

文章的内容几乎跟李景评述徐光启的儿子尽孝的行为完全是一个路子，大抵的意思就是提倡人们生前尽孝，至于死后尽哀，只要意思到了就可以。

这篇文章一出世，顿时激起千层浪，那些推崇死后必须守制的文人墨客纷纷撰写文章对该文进行抨击。

而撰写这篇文章的人直到半个月以后，才重新刊登了一篇反驳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大量事实以证明丁忧三年耽误了多少有为的官员，又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证明大多数的人在丁忧的三年中根本没有真正守制，而且列举的人当中很多就是那些写抨击文章的人。

被人突然揭了老底，那些文人顿时哑火，再也不敢撰文进行抨击。

眼见反对的声音渐渐微弱，李景抓住时机颁布政令，宣布改守制时间为四十九天，以后百日、周年等祭日允许官员请假回家祭拜。

很显然，李景的这种做法更加人性化，一下子得到了众多官员的支持。

不过李景随后颁布退休制度，即官员年龄超过超过七十岁就必须退休，六十岁如果身体状况不好，也可以告老还乡，退休以后仍然享受原来品级的待遇，同时又规定官员年龄超过五十五岁将不再予以晋升。

之所以把年龄限制在七十岁，是因为很多六十岁的官员依然思维敏捷，身体健硕，这样的官员仍然可以继续工作。

退休制度打破了原来的官员终身制，像海瑞那样七十多岁还能出来做官，像严嵩那样八十多岁还担任内阁首辅的事情是再也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