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有个三不管,云南有个红河甸。

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在春天时通了车，自昆明城到安南的河内，乌黑的火车头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在崇山峻岭间穿梭。蒙自开关二十一年,大清国的邮政局、税务司,日本人协理的陆军讲武堂,还有德国人设计的石龙坝发电站,都如雨后春笋，在云南建起来了。

火车出了山岭,进了城镇,车站逐渐密集,走走停停的，终于到了碧色寨。街上汉人之外,还有彝族打扮的,黑头布，绣花大襟衫,拖地裙，背了箩筐沿街叫卖，也有洋人在洋行外等包车,将怀表瞧来瞧去。

宝菊和令年在碧色寨下了车,满耳涌进来的都是云南土话，两人都有些发懵。令年是特意乔装打扮,换了浅蓝竹布衫,黑纱裙，头发也挽了髻，可她那洁白的皮肤被当地百姓的黑脸庞一衬，是格外的显眼。她在车站外停下来,支使宝菊：“你去雇两辆马车。”

宝菊扮的好脾气丈夫，被她指挥了一路，早习惯了，便顶着大太阳去外头找马车。他语言不通，比手划脚的，怕被当地人骗，还特地去找洋人验证了一番，最后领着两辆牛车来了，前头车辕上坐着个赤脚的汉人老车夫，辫子盘在头上，一脸的老实巴交。

令年不满意，“不是让你雇马车吗？”

宝菊道：“去马车行问了，听说要去思陀甸，他们都不干，说那边是彝族寨子，寨民凶得很。”

火车站旁边的客栈里，走出一队队马匹，驮着沉甸甸的货，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响。令年往客栈门口一指，说：“那不是马吗？你去跟他们买两匹，换马来拉车。牛车走得太慢了。”

宝菊耐着性子道：“那些马帮是要去安南贩盐和大米的，他们也不肯卖。”说话间，马帮已经经过了他们，沿着铁路线，不紧不慢地往南走着，有火车呼啸而来，他们就“吁”一声，停下来，张望几眼。

老车夫见这两人只顾说话，不耐烦了，把烟袋从嘴里取出来，催促道：“克哪尼哇？”

“等哈。”宝菊用蹩脚的土话回了他一句，问令年：“不坐车，那就走着去？”

碧色寨到红河的思陀甸要两百多里地，得走个一天一夜。令年不得已，只能走到牛车前，一阵臭烘烘的味道，她捂住鼻子，问：“这车拉过什么的？”

老车夫听不懂，宝菊故意说道：“大粪。”自己先爬上了车。

令年犹豫了一会，也上了车，命令宝菊道：“把你的包袱给我。”

宝菊不明所以，把包袱给了她，说：“里面就两件衣裳。”却见令年把包袱往车上一放，坐了上去。宝菊不好硬从她屁股底下抢包袱，只能忍气吞声，招呼两名随从上了后面的车。路上，两人都闭紧了嘴不说话，一者是快到杨金奎的驻地，难免紧张，二者也是旅途上彼此都积攒了些怨气，索性互相不搭理，只听着车夫把烟袋抽得吧嗒吧嗒响。

快天黑时，车夫无论如何不肯再走了，怕把牛累坏，宝菊只能答应在村子里的汉人家借宿一宿。老车夫去喂牛，宝菊反复数了十来个铜钱，给这家里的男人，走进对方特意准备好的“客房”，却为难了，这客房也太简陋了，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床，就用木板搭了个大通铺，地上放着一盏油灯，把土墙熏得黑黑的。

两个随从哪好意思和小姐同宿一室，忙说：请小姐歇在房里，他们在门外坐一宿就行了。只有宝菊没吭声。

令年已经累得话都不想说了，一屁股坐在通铺上，叫随从们进来：“都在房里睡吧，明天要进寨子了。”

两名随从谢过令年，把自己被褥远远搬到角落上。留下偌大的地方，是给令年的。宝菊则把包袱往中间一放，算是给自己占了个位，然后便取了件干净衣裳出去，不知躲在哪里换了。等令年缓过来，见自己的脏衣裳也被他拾走，随便搓洗了几把，在外头晾了。

这一路危险，不好带婢女，宝菊倒是能顶两个阿玉。

令年很感激他，连抱怨也不好意思了，听宝菊叫她起来，便忍着疲惫，坐起身来，见宝菊又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张干净的土布床单，铺在她睡的地方，只是脸色不好看，大概还在记恨她拿他的包袱在牛车上垫屁股。

令年讪讪的，说：“不用麻烦了……”

宝菊说：“有虱子，你不怕？”

令年立即不说话了。她帮不上忙，只能垂手在旁边看着。宝菊才把床单铺平，外头就叫吃饭，宝菊又反复数出几个铜钱，给了屋主。令年怕晚上要解手，只说累了，便合衣倒在了通铺上。这一闭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眼前漆黑，角落里是两道沉重的呼吸。她没有吱声，隔了一会，眼睛适应了黑夜，见宝菊离自己一臂远，躺在中间，把她和两名随从隔开了。

他的呼吸很轻微，还翻了个身。令年知道他没睡着，手在通铺上摸索了一下，轻声说：“怎么没点灯？”

宝菊躺着没动，说：“点灯费油，要钱的。”

这一路上，他还兼任账房。令年有些惊讶，“咱们没钱了吗？”

“不是，”宝菊反正也睡不着，便多说了几句，“他们都习惯了节省，你半夜还点灯，别人知道你有钱，难免要起坏心。”

令年这才明白，他刚才数钱时为什么还作出那副吝啬的样子。老车夫为了省借宿的钱，是睡在牛车上的。这个地方真穷啊。令年悄悄叹气，又问宝菊：“你什么时候学的云南话？”

宝菊和车夫及屋主都说的云南土话，自知口音很拙劣，因此惜字如金，这会夜深人静，畅快了不少，便说：“我哪会云南话？是一路坐火车听别人讲，胡乱学了几句。在这里说外地话，别人也要起坏心的。”顿了顿，他还说：“所以你最好不要开口。”

令年疑心他叫她装哑巴，是有公报私仇的意思。她憋了一会，说：“你怎么那么怕被人骗？你以前经常被骗吗？”

这话头一提起，宝菊没情绪了，闷闷地说声“嗯”，便转过身，假装睡着了。谁知又感觉到令年在身后摸来摸去，他浑身不自在了，问：“你摸什么？”

令年的声音很轻：“你把那个给我。”

宝菊意识到令年是在找枪。他当她是怕枪在包袱里不安全，便说：“在我身上，没事。”

“给我。”令年说，“你是男人，他们会搜身的。”

宝菊顿悟，把手伸进怀里——夏天｜衣裳单薄，他还怕露了行迹，特意穿了好几层，热得浑身大汗。借着夜色，把手｜枪推到令年面前。令年接过来，沉甸甸的压手，上头还有点汗渍。她心里砰砰直跳，也顾不上嫌弃了。

宝菊问她：“你会用吗？”

“不会。”令年把枪收起来，学他的话，“到时候就会了。”

宝菊无话可说。他这一路，一会觉得自己心里有底，一会又没底，也有些惴惴不安。两人都是毫无睡意，盯着漆黑的屋脊发起呆来。

老车夫还急着要回蒙自去拉粪，半夜鸡才刚叫，又把众人招呼起来，继续埋头赶路。在大大小小的坝子间爬山涉水，从黎明摇到晌午，眼见的只剩彝人了，车轮碾着厚厚的草甸子，蜿蜒的红河绕着村寨，沿岸的土也被河水浸透了，潮湿闷热，是赤红的颜色。快成熟的玉米在一棱棱的梯田里半青不黄地摇曳着。

老车夫停下来，不走了，前头山坳设了寨栅，有彝兵背着枪，在岗哨上懒洋洋地踱着。令年忙把顶在头上遮太阳的衣裳扯下来，宝菊脸色也严肃了，几人不约而同地紧张。见到真刀真枪的彝兵，前面有惊无险的旅途就成了铺垫。

宝菊下意识地往腰里一摸，才想起防身的家伙昨夜里交接给令年了。他扭过头来看她一眼，干巴巴地说了句俏皮话：“要进土匪窝了。”

他们自上海启程时，康年就给杨金奎发了电报。杨金奎十分得意，估摸着令年快到了，便把自己的爪牙派了出来，在蒙自关口盯梢。他原本的估计中，要么是于三小姐凤冠霞帔，敲锣打鼓地来结婚，要么是于康年勾结云南驻军，杀气腾腾地来剿匪。他提早察觉了，也好筹划应对之策。

可等来等去，既不见于家来送亲，也不见官兵来剿匪。杨金奎便犯起了嘀咕，疑心是于康年诓自己，行的缓兵之计。

他这个人报复心奇重，当初在上海，被于慎年指使黄炳光查抄私土，关了半个月的号房，于是他把慎年绑来后，也扔进思陀甸土司府那不见天日的后衙，关了整整十五天。第十六天一早，他叫人把俘虏放出来，还允许慎年先洗漱了一番，免得被下人看见了，说他虐待妻舅。

慎年用手巾擦去脸上的水珠子，半个月了，头一回见天日。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遭。这土司府大约是客栈改的，后衙是三明两暗的五开间，前头大厅做了公堂，两侧各一排给彝兵住的厢房。兴许还赁给药贩子住过，墙上狗皮膏药似的贴了七八个广告，不是“包打胎”、“保生男”，就是固精壮阳之类的。

杨金奎在自己的窝，怎么舒服怎么来。他辫子既然接不回去了，索性也剃了头，发茬子才长出来短短一截，平日又穿的短打，袖子和裤腿都挽得老高，一边摇蒲扇一边吃西瓜，活像个老农民。为了接见俘虏，他特意换上了鲜亮的绸衫，在公堂上正襟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