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以辅臣诬告掌察官员，毕竟为一时之特例。但在原历史上，直到万历后期，品级较低的言官对掌察官员的诬陷则经常出现。

如万历二十七年，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因“依附吕坤之门墙，不顾名义”而为士论所薄，他担心于京察被黜，故“讧户部侍郎张养蒙等，挟吏部以避计典”——计典、大计等词，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启二年，“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其中虽有党争的意气，但却与前例相同，皆为言官诬告掌察之人。

与此类似的，还有诬陷给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因担心掌翰林院事王图(万历十一年进士)在考语中注其下考，便指使御史金明时，弹劾其堂上官王图之子贪污，欲坐王图纵子行凶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值此大难当前之际，既然已有“习俗”在先，王锡爵自然不吝一试，只要海瑞在南京摆出一副要“一网打尽”的姿态出来，王锡爵这边马上就能行动。

为此，王锡爵在他写给海瑞的信送到南京之时，还有一大波的私函已经寄到了江南各地。不止是王锡爵，申时行的信也同样不少。两位阁老大人不辞辛苦，不仅亲笔写了大把私函，府中幕僚代笔的信件更是数不胜数，其目的都是一样的。

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视，高务实自然也不会只给海瑞写封信就完事，他那边同样也做出了许多相应的布置。

两派首脑虽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势力犹如触角一般，已经抢先“激活”，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而因为时间关系，尤其是公文传递的原因，北察一贯早于南察，所以在海瑞召集相关人手开始布置工作安排的时刻，北察已经如火如荼地进入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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